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健康养生 >

黄国华 揭黄国华与李莎照片李莎的后代 起底李立三的妻子李莎近况

时间:2019-11-26  来源:四季养生

  李莎,李立三的苏联妻子。5月12日在北京逝世。她在中国半个世纪的生活也是饱受政治荡涤的几十年。文革时在离婚还是放弃苏联国际的面前,她毅然选择了后者。那场曾经碾碎过无数意志刚强男人的政治浩劫,却没有碾碎一个异国柔弱女子对丈夫坚定的爱情。青山处处埋忠骨,巾帼凌凌殉夫情。禁不住地为她洒泪。

  2015年5月12日,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告别了她漫长的一生,享年101岁。这位经历过苏联十月革命、“肃反”时期和中国“文革”的世纪老人,传奇的人生让人唏嘘不已。

  李莎,原名叶丽萨维塔?基什金娜(ELIZAVETA KISHKINA),1914年3月20日生于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一个贵族家庭,1931年在莫斯科印刷技术学校毕业后,自愿赴苏联远东工作,在海参崴加入苏联共青团。1936年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立三结婚。同年考入莫斯科外语师范学院法语系,1941年毕业,在苏联外文出版社工作。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李立三受冤入狱,李莎努力营救。1946年李莎随李立三来中国定居。来华后,李莎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先后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执教。1964年她加入中国国籍。“文革”中,李立三被迫害致死,李莎也受到株连,后被平反昭雪。

  晚年的李莎平静地生活在北京。2010年3月28日,在李英男的陪同下,我来到了李莎家中。当时,96岁的李莎与女儿李雅兰生活在一起,她依然阅读俄文报刊,更愿意说俄语。

  李莎是李立三的第四任夫人,陪伴李立三度过了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一生。在李莎与李立三的后代看来,李莎是“为了爱情的远行”,虽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终身无悔。“如果你的一生能重新开始,你会改变什么?假如有这样一种按钮,按一下可以回到童年。”面对这样的问题,李莎的回答是:“我不会按这个按钮,也不愿改变什么,这是肯定的。这是命运,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在我走过的人生路上,我没有迈错步,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在1986年7月,李莎写给胡耀邦的信中,李莎说:“我知道中国有‘结草衔环’之说,这是表示一个受到知遇之恩的人的心情的,我也怀着同样的感情,将于有生之年努力工作,把我的全部精力奉献给立三同志的祖国(也是我的第二故乡)。”

  虽然李莎参加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俄语版审订、《周恩来选集》俄语版审订,但是与中共高层的交往并不密切,李立三因为“立三路线”早已淡出了核心权力圈,而中苏交恶又让苏联人李莎处境尴尬。

  不过,这并不影响李莎对中共高层人物的观察,尤其她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让这种观察更耐人寻味。作家王蒙曾讲述过李莎的一个小故事,“李莎说立三与她在文化上的差异。立三自己抢先上了公共汽车,李莎气得站在下面不走,立三大汗淋漓地跑回来,令人失笑。”

  毛泽东的舞步

  中共高层在迁居中南海之后,李立三经常去开会或者看望老朋友,李莎陪同看望了朱德、刘少奇、林伯渠、李富春、蔡畅等人。每逢周末,中南海都要为高级干部举办舞会,护士和文工团的女演员前来伴舞。中共领导干部跳交际舞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延安窑洞时期。在1930年代末,美籍医生马海德的夫人带来第一部留声机,开始在自己的窑洞内组织小型舞会,并教会了毛泽东跳舞。

  李莎说,毛泽东的舞步独特,腰杆笔直,表情严肃,聚精会神地带着舞伴伴随着音乐节奏慢悠悠地走动着,始终保持着立正的姿势,一只手还在上下摆动,仿佛在指挥乐队。朱德也有军人风度,严肃认真,不过是原地前后踏步。周恩来在舞厅中则显得十分娴熟,移步换形,游刃有余,想和他结伴跳舞的女孩子都排成了长队。“在苏联,一般都是男性请女性跳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性如此主动地邀请男士跳舞,觉得有些不习惯。首长们坐在沙发上,不慌不忙地交谈着,而那些姑娘则成群结队地在周围转悠,形成一个包围圈,一有机会就凑到跟前,笑眯眯地拉着首长跳舞。”

  1950年代初,中南海怀仁堂是北京城最大最好的礼堂,经常为中央领导办文艺晚会,上演最多的是京剧演出,因为这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剧种。

  临近开场,礼堂侧门悄悄传进话来:“主席来了,不要鼓掌!”于是,礼堂里观众席低头耳语相互转告。毛泽东迈着大步走向前排就坐,全陕西癫痫去哪治场一片寂静。“这的确让我暗暗吃了一惊。在苏联,人们总是习惯以雷鸣般地欢呼声和掌声来迎接领袖的出现。”

  有一次,毛泽东走进大厅,坐在李立三夫妇的前一排。休息时,剧场灯亮,看见李莎的大女儿李英男,说:“啊,小外国人也来了!”。后来,毛泽东看到上一二年级的英男在看厚厚的俄文书籍,说同龄的中国学生难以掌握如此多的汉字,他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上以此为例说“文字改革势在必行”。

  江青从轻柔到僵硬

  相比伟大领袖毛泽东,李莎对江青则没有好印象。

  文革结束后不久,全国声讨“四人帮”,有知情人说:“江青与李立三关系密切,经常跑到他家和他老婆打牌。”

  1949到1950年,李莎的确与江青有过一段交往,“我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陈述历史,决不能因为江青后来成为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成员,就任意丑化她,把50年代的江青说成是穷凶极恶的妖婆。”李莎说。

  学俄语是中共建政初期是时尚。经林伯渠之女林利推荐,李莎去担任江青的俄语老师。李莎解释说:

  “我之所以被选中,一是俄语是我的母语,又有一定的教学经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李立三夫人的身份,政治上可靠,被允许出入毛主席的寓所。”

  每周,一辆胜利牌轿车接李莎前往中南海丰泽园,前往菊香书屋给“第一夫人”上课。李莎回忆说:初见江青,她给我留下了一个有教养、善于交际的良好印象。她面容清秀,动作像猫一样轻盈,有一种诱人的魅力。她讲话的声音尤其甜美、十分容易迷惑和吸引对方。应该说,江青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的,有较好的模仿能力。她把我送到门口时,总是用刚刚学会的词语与我道别。没有多久,我们的课程就结束了,理由是“江青同志工作忙”,实际的原因是她对俄语的兴趣已尽。我教江青完全是义务的,江青后来托林利向我转送了一套贴花台布作为酬劳。

  1966年夏,李莎在电视上再次看到江青时,“她的娇柔、轻盈已全然不见,目光冷酷,声音僵硬,有时简直是在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十足的泼妇相。” 李莎说最不能原谅的是江青对孙维世的迫害:江青将孙维世列入“仇人”名单,给她戴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由于报私仇,把孙维世定为“关死对象”,而最大的“证据”就是她经常和我们一家来往,并替我们搞一些话剧演出的门票。

  叶群能说,林彪很闷

  1946年春,李立三重返阔别15年的祖国,便马上到延安向中央汇报,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向他们讲述了他在苏联的遭遇。中央安排李立三去哈尔滨参加东北局的工作。

  据李莎回忆――

  在哈尔滨,我们住在中东铁路职工小区。我们这一幢只有五间房的住宅,除我们一家三口外,立三的警卫和秘书也住在这里,同我一道从莫斯科回来的林利和孙维世也暂住在我家,他们二人合住一个单间。没有多久,她们俩便奉命去延安了。林利见到父亲林伯渠,非常高兴,希望留在他身边,但一心想回哈尔滨参加话剧团工作的孙维世说服了她一起返回东北。

  按原计划,她俩应取道北平重回哈尔滨。但几个月过去了,却只见林利一人独自返回,我问她:“孙维世呢?为什么她没回来?”林利不高兴地说:“你还问我!还不是立三不让她回来,把孙维世给气坏了。”这种回答真叫我惊愕,忙问来龙去脉。

  原来,林利和孙维世在北平逗留期间收到了时任东北解放军对外联络部李立三所签署的一份电报,称孙维世绝对不得再回哈尔滨。“什么样的电报?”立三听了也感到莫名其妙,“我可从来没有签署过这样的电文。”他很快就猜到了事情的真相,马上去找林彪。如立三预料的一样,这封电报完全出自林彪夫人叶群之手。林彪在苏联期间曾追求过孙维世,叶群对孙维世一直怀有嫉妒之心,就耍起了这种手段。

  林彪、叶群也住在铁路职工小区,和我们家隔街相望。因立三一个人住时没有专门的厨师,林彪便吩咐家里的厨师为他做饭,并派人送过去。我到达哈尔滨的第二天,叶群就带着小女儿来看望,此后就经常来我家串门,我有时也礼节性地回访。叶群殷勤地与我交往的目的不过是想找我练练俄语,提高一下口语水平。以前她在延安学过一些俄语,到了哈尔滨就更加感到俄语的重要。应该承认,叶群是比较聪明的人,学习外语的悟性也不错。为湖北癫痫病正规医院了学习俄语,她还托我给她介绍了一个俄侨女佣,但林彪不喜欢这样做,这名俄侨女佣很快便被辞掉了。

  在我记忆中,叶群家里总是乱糟糟的,他们有很多勤务兵,家里却到处是厚厚的尘土,似乎无人打扫。房子本身的建筑质量虽不差,但走进去总觉得很不舒适,仿佛是身处一座久无人居的宅子,完全没有家庭的温馨。叶群进城后,换房上了瘾,光是在哈尔滨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就搬过五六次家,房子越搬越好,越搬越大,但里面的气氛始终未变,一直保留着兵营式的样子。在家里,叶群俨然是最高司令,颐指气使地对服务人员发号施令:“递过来,快点!”“把东西拿过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听着觉得很不舒服。

  有时叶群把我留下一起午餐,餐桌上的气氛也是比较沉闷的。叶群一个人在聊天,林彪则紧锁双眉,不苟言笑,很难听到他说话。每次见到他总觉得他有一种惶惑不安的感觉,好像他内心有什么不高兴或不满意的事情。这种情绪是否是冲着我来的呢?这种猜测常常使我非常不安,也可能我多心了,后来才听说林彪本来就是这种性格的人。

  1949年10月1日,立三随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开国大典,我也应邀在礼宾台目睹了这一盛事。那天,天安门周围很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等待庆典开始。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有几十万人,一片肃静,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只小狗从王府井那一侧跑出来,穿过整个广场。大家都喊了起来,快抓住它,这是蒋介石在逃窜,大家一叫,小狗吓得跑得更快了,后来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报道中。

  康生文雅,曹轶欧寡言

  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认为当年郭绍唐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断绝同郭绍唐的来往。除此之外,康生还放出风声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有里通外国的嫌疑。

  李莎回忆说――

  我们和康生在柳克斯公寓是近邻。我和立三住在81号,他和老婆曹轶欧住在84号。从外表看,这对夫妻很不般配。康生身材细瘦,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装束讲究,举止文雅,完全是一副西化的知识分子派头。他不仅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艺术也十分感兴趣。在他个人的收藏中,包括了俄罗斯特列嘉柯夫画廊、法国卢浮宫等一大批世界级博物馆所珍藏的名画画册,十分丰富而珍贵。他的老婆曹轶欧是个其貌不扬、少言寡语的妇人。我一直纳闷,究竟是什么纽带把这两个人扯到了一起?

  在莫斯科,康生身居中共代表团第二把手要职,仅次于王明。平时,只见康生鞍前马后地追着王明 转个不停,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尽管王明地位显赫,被不少人捧为“领袖人物”,但立三心中有数,从不对他唯唯诺诺。中共代表团有什么事,也是康生出面找立三,王明是不肯轻易露面的。从表面上看,康生对立三的态度还算客气、温和。

  1962年10月14日,李立三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四千字的信,向中央提出申诉,“她同我结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终和我一致,没有过任何不好的表现。到中国来也已经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进步,逐步认识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伟大,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事业是非常热爱的。”

  周恩来亲自找李立三谈话,提出建议:如果李莎不愿离婚,就一定要转人中国籍。“我想开了以后就去办理加入中国国籍的手续,这个事情从1962年到1964年用了两年时间办成了。”

  国籍问题的解决只是一时缓解了我们这个国际家庭在当时的处境。

  1967年2月1日,李立三第一次被批斗,是机关内部的一次小范围内的批斗会。这次,华北局的“造反派”听从戚本禹“对李莎不要客气”的指示,把李莎和立三一起揪到“批斗会”上。

  从此,北京城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进行最后的申诉。

  李立三对《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联络站公告》进行了回应:“这些捏造的罪状决不是群众的意见??????有人说,这是中央文革批准,我开始是不相信的,现在想如果没有中央文革的批准,怎么能成立这么大的联络站,如果中央文革中真有人看了这个公告而批准了的话,这真是抹煞历史,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给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加以莫须有滔天罪癫痫病人能结婚吗行,这真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我虽然犯过一些错误,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但总是尽自己的力量,为党的事业多少做一点工作。我绝没有什么阴谋把戏来反对什么人;我从来没有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我从来没同任何反党集团有过任何关系,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信写到这里,就突然中断了,这封没有写完的信藏在褥子底下。在他离开人世以后,我搜查遗物时才发现了它。”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多年后,李莎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坎坷之后,难得平安。” 李莎最后说。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有一对特殊的母女教师:母亲李莎,曾在这里耕耘了五十载,桃李满天下;女儿李英男,也在此工作了三十多年,培养了一批批俄语专业人才。但是,很少有学生知道,李英男竟是中国早期杰出领导人李立三的女儿。

  “父亲一生历经坎坷,在他背后,有一位默默付出、坚守的女人--我的母亲李莎。”李英男对父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们之间“无限的恩爱”。她说:“印象中父亲每次回家,推开门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你妈妈在吗?''然后便开始呼唤母亲的名字……他们之间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这种情感在如今很难得一见了,母亲是父亲最贴心的知己。”

  与俄罗斯少女相识

  1930年9月,因推行较为激进的“立三路线”,李立三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做了自我检讨并离开了领导职位,但共产国际坚持要他到苏联接受批评。1930年底,他被派到苏联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1933年初秋的一天,李立三来到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朋友杨松家作客,一个俄罗斯少女敲门走了进来。这个活泼可爱的俄罗斯少女名叫叶丽扎维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叫我‘丽扎'好了,”少女向李立三微笑着说。

  李英男告诉记者:“第一次见面,母亲说她对父亲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只是觉得他是个话语不多的中国青年。后来,恰逢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父亲邀请她和很多中国朋友一起欢度节日。在餐桌上,父亲与大家有说有笑,气氛很热烈。母亲虽然不懂中文,但深切地感受到他对周围人的影响力,被他的魅力深深吸引。不久,他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当年在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立三这个名字就很警觉,避而远之,唯恐沾上“机会主义”的嫌疑。丽扎身边的很多朋友听说她的交往对象就是曾经犯过“大错误”的李立三时,都劝告她不要和这个人接触。“妈妈说,其实她早就知道爸爸的身份了,但从未把他的错误与他们的恋爱联系在一起。”李英男一直记得母亲的话:“人的一生谁都有错,何况立三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我的眼中,他只是一个诚实可爱的青年。”

  1936年2月初,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一间13 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李立三和丽扎举行了婚礼。按照苏联的传统,女人出嫁后改用丈夫的姓氏,“父亲根据母亲的苏联名字‘丽扎',给她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李莎”。1943年,他们的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了。

  1945年,中共七大举行,李立三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当李立三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时,李莎既高兴又担忧,因为李莎知道,这意味着丈夫要回到自己的祖国。

  1946年9月20 日,李莎收到了丈夫寄自哈尔滨的信,信中李立三说,东北战火将起,让李莎带着女儿速到中国。经过十来天的颠簸,李英男和母亲来到了哈尔滨。“我跑到父亲身边,扑到他的怀里,亲了又亲。父亲也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他对着母亲的耳朵轻声说,‘李莎,我们两个又‘羊癫疯的人性格怎么样结婚'了'。”

  母亲的顽强坚守

  来到中国后,在李莎的多次要求下,组织安排她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1948年,李立三和李莎的第二个女儿李雅兰出生。在哈尔滨平静生活3 年后,1949年3 月,李立三全家迁往北京。

  开国大典结束后,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那时,我常常见不到父亲,他总是很忙,母亲也忙于北京俄语学院的教学工作。但她总要抽出时间陪伴父亲,跟着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并要管好家里的事情,当好‘后勤部长'”。在北京安定下来后,李莎先后从莫斯科和湖南接来母亲和婆婆。“为了照顾好两位老人,家里分别给她们做一些不同口味的菜肴,给姥姥多吃些奶制品,给奶奶往菜里放点辣椒。”

  20世纪 50年代末,中苏两国的交往紧张起来。李英男说:“这个时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父亲在苏联的事大做文章,他们说母亲是‘苏修特务'。那时候,有很多干部的外国妻子都因为国籍问题和丈夫离婚,回到自己的国家。周总理找到父亲,建议让母亲转为中国国籍。”1964年,在李立三的动员下,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李莎加入中国国籍。李英男说:“这是母亲最艰难的选择,有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

  更大的风暴接踵而来──“文革”爆发了,李立三首当其冲,被批为国内“苏修特务头子”,通过李莎和国外联络,组织了庞大的“ 特务集团”,“ 一直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勾当”。受批斗、戴高帽、“坐飞机”,成了李立三的家常便饭。

  1967年6月19 日,李立三被造反派从家中带走。两天后在华北局的一次批斗会上,李莎被押上台,没想到在台上却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夫妇俩用目光互相安慰。批斗会后,他们被押上汽车,汽车刚开到府右街,李莎就被拽下车。李立三伸出手来和她告别,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你多保重!”李英男说:“这是父亲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父亲吞下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父亲离世的当天下午,母亲就被看管起来,不久被送到公安部,关进秦城监狱单人牢房。”

  “其实,专案组手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材料。他们得不到口供,就不断施加压力,轮番审讯。母亲坚持不撒谎、不说违心的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更不去诬赖他人。无论是口供、笔供,字字句句都要仔细斟酌、再三考虑,以免失真。”李莎以实际行动抵制了专案组“逼供信”的圈套,她在狱中写出了几十万字的材料,没有一字是假话。

  1975年5 月,李英男、李雅兰被批准去看望李莎。“探监前,专案组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许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母亲,不许说亲友中谁受牵连,也不要抱头大哭等等。”

  “虽然有些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妈妈的变化会如此之大:原本健康活泼、充满朝气的妈妈,变成了一个动作迟钝、表情麻木的老太太。那时她刚过60岁,头发已经全白,而且脱落得厉害,穿一身黑色衣裤,几乎分不清男女。妈妈开口就问:‘你们见到爸爸没有?我想他也在这里。下次你们来看他,不要忘记给他带一条好烟。他从来都是抽烟比吃饭还要紧。'”李英男只能默默地流泪,沉默不语。

  几天后,李莎被押送到山西运城。1976年春节,李英男姐妹到运城探望母亲,在李莎的逼问下,李英男终于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她。“听完,母亲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和妹妹,表情十分痛苦,但没有落泪。她缓缓地对我们说道:‘你爸爸不在人间,其实我心里已经料到了。'说罢,她扭过脸,久久不作声。”

  为父母申冤平反

  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在一些老同志的建议下,李英男找到了李立三的朋友胡克实家里,向他探讨父母的问题应如何解决,胡克实建议李英男直接去中组部反映情况。

  1978年4月初,李英男向中组部相关部门详细叙述了自己一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也介绍了母亲的近况,希望组织上重新审理父母的冤案,尽早作出公正的结论。

  1978年 12月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李英男接到了中组部的电话,“中组部的同志告诉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作了批示,同意李莎马上回北京,重新做结论。他们要我立即动身去山西,把母亲接回来”。12 月下旬,李莎回到了北京,被安置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筒子楼的一间宿舍里。

上一篇: 飞羽电热水龙头怎么样 飞羽电热水龙头价格

下一篇: 流产后出血跟疲劳有关系吗 怎么判断是宫外孕还是宫颈炎呢